大毒窝

这首元曲，不知是何人所作，第一次读到还是高中时候，今天翻以前的东西又看到了。铺就是指的是驿站之类的，所以这应是一篇送别的曲子。最初读时对其叠字的巧妙使用所叹服，再次读到，对其中的那份离别的不舍有了更深的感受，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不舍的走又不得不走，句句有景，步步生情。要知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啊。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元曲
        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
　　 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揉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继唐朝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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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史著中，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必定乏人注意，这是因为该书寻常的装帧加上少得可怜的印量使然。然而，实际上这是多年来学术书坛上出现的难得的一部好书。当然，这部书假如不是开印数只有1500
                  册的话，在书市上它迟早是会引起人们的注目的，其缘故是它竟然研究的是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元代文人心态”。

                  “元代文人”，不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赵翼《陔馀丛考》卷42）中，社会地位仅位于“丐”之前的“儒”么？他们的“心态”，除了降服之后的屈辱、屈辱之余的无奈以外，还能有什么？居然值得作为专题来写成洋洋20  余万字的专著？

                  然则么书仪通过自己的研究，不仅解答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告诉了我们比这要多得多的东西。在一封致师长的函中，著作者陈述道：

                  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和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元代文人面对蒙古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问题也更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也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选择的人物有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钴、刘因、戴表元、顾阿瑛、杨维桢和危素等，一是考虑他们较“知名”，也较“典型”，二是他们处于从元初到元末的各个时期，也照顾到出身、经历的不同。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于忽必烈建立元朝到元代灭亡这100  余年间生生不息的文人阶层来说，所经历的人生忧患，所体尝到的人生苦涩，似乎比其前其后的文人还要来得“五味俱全”。所谓“九儒十丐”，恐怕还仅仅是其表征之一而已。为此，著作者选择了耶律、元、谢、赵、刘、戴、顾、杨、危等10 余位在元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一定影响的文人作为其解析的典型。

                  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生存空间变得狭小”的元代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出演的种种“常态与变态”的角色：“别有人间行路难”的耶律楚材的劳瘁人生，“义高便觉生堪舍”的谢枋得的惨烈人生，“平生为虚名所累”的许衡的遗憾人生，“穷必全一己之愚”的郝经的无谓人生，“为尔寂寂人莫笑”的刘因的保守人生，“江水悠悠只自流”的赵孟钴的惭愧人生，“名迹未离乎人群”的戴表元的隐逸人生，“嗟不逮乎古之人”的危素的失败人生，“变作江南散乐家”的杨维桢的佯欢人生? 

       当我们随着著作者曲折委婉的文笔，沉浸在“艰难时世中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苦斗、挣扎、希望、沉落的一切生涯”之中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了著作者在书中的若干振聋发聩之言：“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压抑，既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生命悲剧的深刻认知，也可以使精神体验反而趋于停滞与萎缩”，“??讲求实际，不再自欺欺人，原不是什么错事。但如果将屈原式的执著、陶渊明式的真诚，都认为是无谓的作态而视同敝帚，那可真是这个时代的真正悲哀了”。 

                  然而读罢《元代文人心态》一书，我们却不幸看到，作为一个整体和阶层的“元代文人”的心态和精神，终于没有能够在“长期坎坷、痛苦的经历和环境的压抑”下取得平衡和升华，终至于“将屈原式的执著、陶渊明式的真诚”一并抛却。 
                  换言之，《元代文人心态》一书向我们展现的，恰是一个真正令人悲哀莫名的时代人文图卷。诚如该书的结句所说的――元代文人的存在，“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性格和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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